自從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1.9萬億刺激法案，許多人認為美國經濟將會得到極大提振。但是，三位著名的經濟學家表示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美國的經濟復蘇之路遠比想象中的困難的多。

最近，大家從拜登政府，國會預算辦公室（CBO）以及幾乎所有的電視和媒體報道中都聽到這一消息：只要美國人花費他們的“經濟刺激”支票，美國的經濟就會得到強大的提振。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最近也在PBS上宣布：“我們現在必須復蘇經濟，我們有能力完成這一目標。”

國會預算辦公室尚未提供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對經濟增長的提振預期。但是，在去年9月關于去年3月和4月頒布的刺激性立法的報告中，它認為那些較早的緊急措施將在2020年和2021年將國民收入總共提高8.1％，其中第二輪為每人支付的1200美元提供了超過40％的“火力”。國會預算辦公室可能很快會認為，新一輪的刺激支票將推動更大的進步。

但是，三位著名經濟學家對此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向大約1.5億個人發送1400美元（對于一對夫婦和兩個孩子，收入不超過15萬美元的已婚夫婦，則為5600美元）不會產生任何刺激作用。對于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內的這些非凱恩斯主義者而言，整個刺激計劃相當于一場空殼游戲，將數十億美元從經濟的一個領域轉移到另一領域，特別是從提供公司來建造工廠和購買資金的儲蓄中轉移出資金，然后將其用于在餐廳，服裝和化妝品等商品上消費。

更糟的是，使人們消費的這筆意外之財本來可以用來投資，以提高生產力和促進未來增長。甚至國會預算辦公室也承認，2020年這一大筆資金投入帶來的債務負擔將減緩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

三個懷疑論者正在回應一個明顯的問題：所有這些資金必須來自某個地方。這筆估計總計達4,000億美元的付款是否是改變了其本來的用途，而這些原本用途所提供的動力與送給家庭所產生的動力一樣多嗎？如果是這樣，那么這筆付款對美國經濟增長來說就毫無意義，反而從長遠來看，美國人會因為背負新的債務負擔而在將來蒙受損失。對于這三位持懷疑態度的經濟學家來說，那1400美元的支票對美國經濟的提振意義不大。

這三位杰出的經濟學家，他們對將現金交給家庭都持相似的看法。福斯特（J.D. Foster）曾在喬治·W·布什（George W.Bush）總統領導下的管理和預算辦公室擔任經濟政策副主任，并擔任美國商會首席經濟學家。約翰-科克倫（John Cochrane）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級研究員，并且是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前任官員。尤金-法瑪（Eugene Fama）是2013年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是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的教授。

福斯特：巨額赤字支出不會推動增長

福斯特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到：這1400美元的支票只是將購買力從一個群體轉移到另一個群體，并且絕對沒有使美國經濟整體上更加繁榮。所有這4000億美元的“新資金”都必須借用，等于說是購買國債的人和公司將他們積蓄下來的錢交給這些家庭。福斯特寫道：“任何形式的赤字支出都無法創造購買力。” “它不能增加整體需求。政府增加的借款實際上是從私人儲蓄中提取資金，因此美國的國內投資反而減少了。”

福斯特指出，人們在1400美元中所花費的部分資金，是由個人、銀行和購買新發行的美國國債的資金提供的。這種借貸降低了國民儲蓄，減少了可用于購買為出售一攬子救援計劃而籌集的數萬億美元美國國債的資金池。為了彌補國內的缺口，美國不得不通過出售大量票據和債券來“進口”外國資金，為4000億美元的刺激支票和數萬億美元的支出將這些票據和債券提供給中國，日本和已經擁有我們三分之一聯邦債務的其他外國投資者。

福斯特說，但考慮到國際貿易的數學原理，美國需要增加商品和服務的赤字，以平衡美國國債在國外的流動性。這意味著要從中國和日本購買更多的汽車、計算機和半導體，或者少出售我們自己的產品，或者將兩者結合。這意味著，我們貿易赤字的增加將降低GDP。

約翰-科克倫：大多數家庭并不是特別需要這筆援助

“經濟刺激的重點已經從投資轉移到了消費，”科克倫表示。“這是一種將投資于企業的資金轉移到購買國債的機制，這些國債將以支票的形式交給民眾，他們再進行消費。然而購買國債的人不投資工廠。作為一個社會，我們為什么要鼓勵這種趨勢？”

可以肯定的是，數百萬的低收入家庭迫切需要額外的現金，這部分人應該得到援助。但是大多數家庭并不是特別需要這筆援助。在疫情封鎖期間，美國人在汽車、飛機票或健身俱樂部上的消費大幅減少，因為他們主要呆在家里。相反，他們正在將大部分薪水存入銀行。這部分資金正準備在危機升級時重新進入舞臺。科克倫說：“目前的情況是，銀行賬戶激增，人們還清債務。”

直接付款計劃向數以千萬計的不想或不需要花錢的相對高收入家庭提供了資金。科克倫感到驚訝的是，擁護大量借貸和支出以促進經濟增長的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也認為發行這些支票是個壞主意。“當提倡像‘肥料’一樣亂扔錢的拉里都說：‘不，這太過頭了，’這就意味著你的支出計劃實際上過頭了，”科克倫說。

尤金-法瑪：這是一場零和游戲，如果消費者支出增加，則投資將會下降相同的數量

法瑪辯稱，他早在在2009年1月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就對布什政府的救助計劃提出了極大的批評，而實際上刺激性付款也確實沒有奏效。他預測新一輪的消費浪潮將推動消費量的小幅增長。顯然，他發現“刺激”帶來的只會是蕭條，這一發現并沒有改變。

在探討法瑪的觀點之前，重要的是要評估4000億美元的付款中實際支出與節省的金額。國家經濟研究局的最新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指南。得克薩斯大學的經濟學家奧利維爾-科比恩（Olivier Coibion），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尤里-戈羅德尼琴科（Yuriy Gorodnichenko）和芝加哥大學的邁克爾-韋伯（Michael Weber）研究了接受者如何處理去年第二輪直接付款中發行的1200美元支票。

他們發現，只有1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計劃花費大部分錢或已經花費了大部分錢。該群體向低收入人群和已離開勞動力大軍的人們傾斜。總體而言，作者估計，在2870億美元的總額中，有40％用于消費，而30％用于償還債務，其余30％用于銀行帳戶，股票購買和其他形式的儲蓄。

如果新的1,400美元制度遵循同樣的模式，美國人將節省60％或2,400億美元的儲蓄，這一類別包括償還信用卡和貸款，而只有40％或1,600億美元將用于新支出。

法瑪認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將錢從儲蓄轉移到消費，但從前者中減去的東西將消除后者的任何提振。在2009年的博客中，他就提到“宏觀經濟學中的特征”，指出私人投資（即在大小企業、股票、債券、辦公樓和所有其他私營部門中持有的所有資金）必須等于私人總和。儲蓄、公司儲蓄或留存收益=政府的“儲蓄”。由于政府的“儲蓄”是指盈余，因此現在當該類別正出現巨額赤字時，這意味著在等式中起了負面作用。法瑪寫道：“刺激計劃在失業期間似乎很有吸引力，但并不能從根本上治愈美國經濟。”

“問題很簡單，”他繼續說道。 “他們通過發行更多債務來獲得資金。借入增加的債務會吸收儲蓄，否則這些儲蓄將用于公司投資。”他說，花掉的這部分錢都“代替了其他地方的私人和公司儲蓄。”將過去用于建造汽車廠或半導體工廠的資金，轉移到了消費上。NBER論文發現，2020年1200美元支票的幾乎所有支出都用于消費品，而只有微不足道的錢流向了汽車和家用電器等大型。

法瑪提出了一個關鍵點，即隨著時間的流逝，將資金從一種用途轉移到另一種用途確實可以促進增長，但前提是資金從較少的用途轉向更能提高生產力的用途。1400美元支票的問題在于，錢往錯誤的方向流動。私人投資可以提高生產率，利潤和工人收入。而在沃爾瑪，好市多（Costco）或佛羅里達州比薩餅店進行的一次大肆揮霍并不會提高生產效率。因此，新的刺激措施實際上會降低未來的增長速度，這與國會預算辦公室從去年3月和4月的救助支出中得出的經驗相同。

法瑪在最近的文章中總結道：“似乎這一失敗的刺激措施成本比較低。但是實際并非如此，本應給經濟帶來巨大沖擊的數萬億美元現在將會反噬美國經濟，因為債務需要由子孫后代償還。刺激措施現在看起來是無害的，但是后期能否擴大私營部門的投入并減輕美國下一代的負擔是使美國經濟未來發展成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