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國服裝出口創2015年來同期新高，但安永咨詢服務合伙人周亮認為這一成績并不牢靠。

據中國海關統計，2021年1-11月，我國服裝出口達1592.7億美元，同比增長25.4%。此前，受國際產業格局調整影響，自2014年到達峰值后，紡織服裝出口總額逐年減少。

周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21年更多的成衣制造回到了中國，這是新冠疫情帶來的產能的暫時性回歸。“疫情遲早要過去，中國還是要回歸到原來的正軌上。”

中國至今仍是紡織服裝產業的第一大國，且產業大部分集中于沿海地區。但隨著成本的上升，紡織服裝產業已經有大量產能從沿海轉移。然而，這些產能大部分流向了東南亞國家，而非向內陸地區梯度轉移：大廠下南洋，小廠去內地的分流趨勢明顯。

中國廣袤的西部地區，為何沒能接住轉移的紡織服裝產業？

下南洋

東南亞已經取代中國，成為多數國際服裝品牌代工的首選目的地。

2009年，加拿大運動服裝品牌Lululemon有75%的產品在中國生產，僅有8% 在東南亞，到2020年情況截然相反，留在中國的代工產能僅剩9%，占比排在越南、柬埔寨和斯里蘭卡之后，東南亞及南亞等地區的產能已占據80%以上。

與此相對的是，自2016年在中國開出第一家門店后，Lululemon在中國消費市場呈高速擴張趨勢，每年新開門店數至少增長四成。截至2021年1月31日，Lululemon一共擁有55家中國門店，數量僅次于美國和加拿大。

作為日本服裝品牌優衣庫最大的海外市場，中國仍然是其主要的代工產地，但代工產能也處于緩慢下降過程中。

2013年的數據顯示，90%的優衣庫產品都在中國生產，每年有接近6億件產品從中國工廠走向世界，到2021年，據優衣庫母公司迅銷集團公布的代工廠名單顯示，中國合作的代工廠仍占據五成，但越南、孟加拉等國崛起之勢明顯。

截至2021年7月，優衣庫一共有282家核心合作工廠，其中中國占據144家，越南共有46家。統計發現，包括越南、孟加拉、印尼、印度等在內的東南亞、南亞地區共有114家，代工廠比例已上升至40%。

莎美娜集團是運動品牌耐克的代工商之一，在蘇州昆山擁有制衣廠，但其在20年前就已開始在東南亞安營扎寨，眼看著東南亞制造業逐漸繁榮。

莎美娜董事長周雅玲向第一財經表示，自己的公司是當時第一家去到柬埔寨的耐克代工商，其他代工廠大都在近10年內轉移過去，“這10年國內人工成本高了，很多國內的企業都開始去越南、柬埔寨。”

據了解，在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投資建廠的中國紡織服裝企業已近千家，到南亞如孟加拉國投資的企業也有百余家。

我國在勞動力成本、匯率環境、貿易壁壘等方面的比較優勢正在下降，全球紡織服裝產業正進行第五次國際轉移，而轉移的主要目的地是東南亞和南亞。

過去，我國紡織產業80％以上的產能都聚集在沿海地區，包括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和山東五省，但沿海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已越來越高。山東紡織企業魯泰（000726）是Burberry、Gucci、優衣庫等知名品牌的合作商，其財報顯示，2012年魯泰襯衣費用中人工工資占比為29.4%，到了2015年已攀升到39.1%，三年間人工成本占比上升了10個百分點。

紡織產業互聯網平臺致景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陳鐘浩向第一財經透露，在江蘇一帶，即便是擋車工（紡織行業操作織機的一類操作工）這類比較基層的員工，資歷較深的熟練工月薪也已經達到1.1萬-1.2萬元左右，水平稍微再降一檔的擋車工，月薪也達到了9000元左右。

制造業需要比拼的就是成本。對于低利潤率的服裝業而言，高速攀升的成本意味著如果不遷移將陷入無利可圖的境地。

東南亞在勞動力成本上具有顯著優勢。綜合周雅玲和陳鐘浩向第一財經提供的信息，目前東南亞以越南工資為最，普通月薪大概在2000-2500元左右，一些靠近胡志明市的企業，月薪在4000元左右，孟加拉月薪大概位于2000元左右，柬埔寨月薪大概在1000-2000元之間，平均勞動力成本是國內的五分之一。

東南亞的稅收優惠也吸引著眾多制造業。越南推行了針對制造業企業的所得稅激勵政策，即滿足一定條件的企業所得稅前4年全免，后9年應納稅額減免50%，再往后15年減免10%。此外，印尼、柬埔寨和老撾等東南亞國家，也都推行著各項優惠政策。魯泰的財報就顯示，其在柬埔寨享受3年啟動期+3年免稅期+1年優惠期的免企業所得稅收優惠。

低廉的土地價格也成為越南招商引資的籌碼。國內棉紡織頭部企業天虹紡織 (02678)已多次在越南大手筆租地。在財報中，天虹紡織曾表示：其位于越南廣寧省的工業園區，土地面積超過6.7萬平方米，原始價格僅為每平方250元。

2021年12月，天虹紡織公告顯示，為了擴充產能，其再次租下越南廣寧省一塊近40萬平的土地，價格為2.28億，每平方米為595元，使用期限為43年。

低廉的營商成本吸引著眾多紡織企業。周亮認為，疫情后，沿海地區的企業將加速轉移或轉型，“留在當地的要么往上游去技術創新，要么往下游做品牌，而中游的很多制造環節，都在轉到東南亞去。”

向西進

制造業已經沒有秘密可言，需要的比拼的就是成本。

在控制成本的考慮下，中西部也是部分企業的選擇。2021年1-11月，山西、寧夏、四川和西藏等中西部城市服裝出口增幅均超過100%，顯示了不錯的產業增長勢能。

但相對于東南亞產業轉移的聲勢浩大來說，中西部轉移的往往是小規模的、面向國內的企業。

目前，中西部已經建成了多個紡織產業園，體量還在繼續擴增。致景科技（百布）是在中西部搭建產業園的企業之一，陳鐘浩對第一財經表示，致景的產業園重點布局是四川和新疆，目前已在四川宜賓屏山經濟開發區建立了第一個產業園，并在新疆阿克蘇紡織工業城定下了一個創業園區。

四川省是致景科技未來的產業園落地重點，布局會相對密集。據陳鐘浩透露，除宜賓外，致景在自貢等地好幾個縣都有產業園落戶機會。

為何重點是四川？陳鐘浩談到了其勞動力成本、生產要素和資源方面的優勢。

在四川，熟練工的薪資在7000元左右，普通工人的月薪在4000-5000左右。雖然相對東南亞仍然較高，但比較沿海而言，擁有一定優勢。

過去四川有大量去往沿海地區務工的紡織工人，轉移過渡也較容易。“在四川布局，可以幫助務工人員回鄉就業，而就勞動力要素來說相當于已有基礎。”陳鐘浩表示。

此外，中西部生產要素成本也是關鍵。以電費為例，沿海地區一度電的成本是7毛多，而四川產業園區電費是3毛到4毛左右，這是紡織企業生產非常大的資產要素成本之一。

基于成本優勢以及部分政府的扶持，中西部目前正在形成紡織業上下游產業鏈的聚合，而這也將吸引更多的企業落地。陳鐘浩表示，宜賓當地政府以紡織行業為重點扶持行業，屏山縣本土已有上游配套企業支持，部分紡紗企業在屏山縣有500萬錠左右的規模，產業配套是致景產業園考慮定在這里的一大原因。

中西部無疑存在產業生根成長的潛力，不過，陳鐘浩也對第一財經表示，中西部產業園目前合作的工廠基本是服務國內市場，以中小企業為主。

綜合成本與消費市場，對于大規模的國際品牌代工商來說，東南亞仍是首選。

“做國內品牌供應國內市場是可以的，但做國際品牌在出口方面是有點困難的。”周雅玲也曾去中西部考察過，最后不了了之，貼近終端市場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在國際品牌的牽引下，一些頭部企業在過去10年里陸續選擇了東南亞。

不過，周雅玲也認為，綜合成本來說東南亞是有優勢，但中西部仍然有其吸引力：國內的需求仍然充足，若是服務國內品牌，四川或者新疆不論在運輸或者是貼近市場這方面都是優勢。

在內陸地區的內部循環體系方面，產業還有很大的優化空間，有很多文章可以做。

往上游

“紡織企業遷移是一個大的趨勢，就是速度的問題。”留下的產業正面臨高端化、高附加值的轉型。

這一年，陳鐘浩接觸了很多地方的政府，發現整個沿海地區都在做產業結構升級，對于傳統的稅負低的產業或者企業，存在一定的排斥，紡織業最終會遷移出去。

雖然會帶來暫時性的轉移陣痛，但對于這種遷移趨勢，周亮持樂觀的態度，簡單的加工對中國經濟來說沒有什么好處，他表示，如果繼續做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的這些產業，對國家反而是傷害。

“我們是兩頭在外，原材料上游不斷變貴，下游需求又在變弱，最后擠壓中間的利潤，我們做了很多不賺錢的事情，犧牲的代價是我們的環境和能源。”在很多地區，政府在電力這一塊并沒有掙錢，甚至部分有補貼，但是低附加值企業用便宜的資源，生產售賣的是一些毛利3-5個點的產品，整體來看是低效的高能耗的消耗。

另一方面，隨著如新消費、電商、外賣等行業的興起，年輕的勞動力在往服務業或其他產業遷移，紡織企業也存在招人難的問題，“年輕人覺得去做紡織有點不夠檔次，不如去做奶茶店服務員、銷售人員，進廠不如去環境更好的電子廠。”陳鐘浩提到。

就這一層面考慮，紡織行業遷移出去的空洞有可能不是空洞，而是恰好被其他產業所彌補和取代，低附加值的紡織加工處于自然而然的淘汰過程。

產業轉移和升級的趨勢正倒逼企業做技術研發創新。在方向上，業內人士不約而同都提到上游面料領域的創新，功能性材料的研發。目前材料學領域的創新仍然掌握在日本、德國、美國等企業，其毛利率甚至可以達到60%以上。

在下游，國內企業可以在設計和商業模式上創新，建立自己的品牌，去占領高附加值的市場。

英國品牌評估機構 Brand Finance近日發布了“2021全球最有價值的50個服裝時尚品牌”排行榜，其中中國運動品牌安踏升至第17位，服裝品牌波司登也進入了50強，不過，相對于排名第一的耐克和第四的阿迪達斯，國內品牌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除了上下游的創新，陳鐘浩認為，在生產流程上，紡織產業更需要自動化和智能化的創新，一方面提升整個行業的效率，另一方面或許可以解決紡織產業招人難題，“年輕人會覺得這是操作智能化設備的工作，認為自己是有含金量的，而不是一個紡織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