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一位在阿里集團工作的員工收到了公司的限電通知：9月29日~30日，西溪園區B區東區餐廳全天不營業，B區西區餐廳、訪客中心正常營業，但白天照明關閉；B區所有商配正常運營，全天關閉獨立空調；樓內環境溫度控制在27℃。

不僅是在浙江，就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廣東省能源局、廣東電網共同倡議，全省各單位有序用電、節約用電。包括廣州的地標建筑“廣州塔”一類的景觀照明設施，每周一至周四、周日不亮燈；每周五、周六縮短亮燈時間，縮小亮燈范圍。

自8月下旬以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經有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密集出臺了力度不等的停、限電措施。這些省份缺電的原因是什么？中國真的缺電嗎？

何止東北

江蘇省多位紡織業企業老板告訴記者，近期企業收到限產和停產通知，政策大概持續到9月底。江蘇吳江一家生產織布的小型企業，一年用電量在五六百萬度，老板說，兩天前接到政府電話，通知（吳江紡織企業）全部都要停產，不準用電，政府人員每天上午、下午都要來抄電表，并拍視頻記錄，停產至少要到月底，具體恢復生產時間未知。

對江蘇來說，限電的原因主要是“能耗雙控”。2017年1月國務院發布《“十三五”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提出實施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雙控行動，改革完善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制度。從各地區的能耗雙控目標安排來看，京津冀三地和上海、江蘇、浙江、廣東這些沿海省份的任務更重。

雖然該指標是官員的硬性考核內容，不過，過去完成能耗雙控目標壓力不大。今年2月，國家發改委公布2019年考核結果，僅內蒙古考核結果為未完成等級。但進入2021年后，沒有完成考核的地方變多了。根據今年上半年各地區“能耗雙控”目標完成情況晴雨表，在能耗強度和總量指標上，青海、寧夏、廣西、廣東、福建、云南、江蘇七個省區亮了“雙紅燈”。

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要統籌有序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盡快出臺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堅持全國一盤棋。之后，山西、廣西、云南、貴州多省份開始對高能耗企業“出手”。比如，9月11日，云南省發改委加強對鋼鐵、水泥、黃磷、工業硅、煤電等重點行業的管控，作為耗電大戶的電解鋁企業，被要求9~12月的月均產量不高于8月產量，產量壓減30％。

9月7日，江蘇省工信廳召開綜合能耗5萬噸標煤以上企業的專項節能監察會議。工信廳副廳長戚玉松說，2021年以來，江蘇省節能形勢相當嚴峻，出現能耗“不降反升”的局面，他喊話：距年底只有不到4個月的時間，要想扭轉局面，必須采取非常規手段，下猛藥、下重藥，出手要快，才有可能在年底完成目標任務。目前，江蘇“雙控”限電、停產以鋼鐵、建材、化工、紡織等高耗能行業為主，其他產業尚未受到明顯影響。

南通一家紡織企業負責人說，9月上旬，政府傳達了關于節能減排的精神，就是碳達峰、碳中和的“雙碳”目標，算是給了企業思想準備，但是停產指令來得還是很突然，規定工廠一個星期開工三天、停四天。“現在偷偷開工是可以的，不過開工以后有大數據，可以直接看出來單位電費有沒有下降，跑不掉的。”他說，南通算是執行好一點的地方，有些城市直接是“一刀切”，全部停工。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等人分析，上半年“能耗雙控”均為一級預警的省（區）在2020年全國GDP中的占比合計達到30.6％，若要在下半年追趕完成雙控目標，就難免對經濟增速產生影響。

今年1~8月，中國出口總值同比增幅達到23.7％。華北電力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袁家海分析，受到疫情影響，東南亞很多國家的加工制造業產能又流回中國，因此浙江、江蘇、廣東等沿海省份的外貿訂單量很大，帶來更多能耗。以廣東為例，今年能源消費強度要下降3％，結果上半年反而上升了3％，如果不限電，“雙控”目標就完成不了。

不過，袁家海告訴記者，其實“能耗雙控”并非限電的根本原因，即便是沿海省份，這輪大范圍限電的根本邏輯與東北的情況一致，同樣是煤炭供應緊張和煤電廠發電意愿下降帶來的電力供應不足，只是原因更復雜。

沿海省份上半年出口強勁，除了使得“雙控”指標難以完成，還意味著用電需求大增。廣東省能源局副局長劉文勝說，類似東北的情況，因為天然氣、煤炭價格高漲，資源供應緊張，廣東火電企業發電積極性不高。而今年1~8月，廣東省全社會用電量5253億千瓦時，同比增長17.3％，且目前正是“金九銀十”訂單高峰期。

在當地“雙控”指標難以完成、供電又不足的情況下，高耗能企業作為用電大戶，自然首當其沖被限電。資深行業研究員江一鱘也認為，“能耗雙控”是老政策，對當前供電局面的影響，要比煤炭去產能低。

在多年煤炭去產能以及進口煤受到波動等多種因素影響下，今年國內缺煤的情況尤為嚴峻。安徽省自9月22日起開始實施有序用電，同樣與用來發電的電煤庫存“告急”有關。2021年以來，安徽省電煤庫存一直維持低位，截至9月21日，安徽省主力火電廠電煤庫存降至148萬噸，不及2020年同期一半。

對于當前全國的限停電，江一鱘總結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江浙（長三角）、廣東（珠三角）是外向型經濟，受到經濟增長和出口增長的剛性影響較大；蒙、寧、甘、陜、晉地區是典型的資源型經濟，冬季電、煤保供壓力較小，限停電主要與“雙控”有關；東北三省、湖南、湖北、江西、重慶等地的電、煤冬季保供壓力較大。

準備好應對下一次缺電

中國上一次大面積限電，還發生在千禧年之初。2003~2004年，全國至少有20多個省市區出現限電，情況愈演愈烈。當時，缺電迫使上海大眾從2004年7月份以來一度停產數日，而經濟比較發達的浙江省除了春節10天以外，每天都拉閘限電。

此前幾年，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下行，對電力的需求疲軟，這一時期，國家曾提出“三年不建火電廠”的說法，發電裝機連年下降；而出乎意料的是，2001年末，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隨后成為世界工廠，用電需求一下子暴漲，電力產能卻遠不能應對新的形勢。在袁家海的記憶中，那是中國進入新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全國性的拉閘限電，此后，有序用電方案只是在部分省區執行，大家也就不再關心這件事了。

電力無法大規模儲存，且生產、輸送、消耗全過程具有瞬時性，因此，缺電的概念與多數商品的短缺不大一樣。業內通常將缺電分為“缺電力”（局部高峰時段存在電力供應缺口）和“既缺電力又缺電量”(大量、持續的高峰時段甚至非高峰時段存在電力供應缺口)，后者又稱“硬缺電”。

今天，中國不再是真正硬缺電的“電荒”。2004年那一輪大面積缺電之后，中國迎來發電投資的高潮期。根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的統計，截至2019年底，全國全口徑發電裝機容量突破20億千瓦，穩居世界首位，總體電力裝機供應能力能夠滿足電力負荷增長需求。“十二五”以來，國內電力供需形勢寬松，總體上沒有缺電風險，但能源結構、國際經濟形勢、環保政策等問題，造成了供電的瞬時波動。

去年12月，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便因為電力緊張，曾開啟過“節電”模式。在湖南省會長沙，長沙火車站、橘子洲大橋原本明亮的夜間燈光亮化工程，被關掉了大部分光源。當時，在這些省份，寒潮來襲，居民取暖用電需求大幅增長，復產復工后工業用電需求旺盛，又因電煤價高、儲運不足等原因造成供需不平衡，已經開始暴露出中國供電體系在用電高峰期的脆弱。

“缺電、缺煤、缺環保指標等多種問題伴生，雙碳、雙控、經濟增長、保供等多目標共存，‘十四五’開局之年的缺電，難度系數大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多次缺電。”《南方能源觀察》的一篇文章寫道。

袁家海等人撰文指出，表面上看，當前“限電”可歸結為發電燃料供應短缺和能源“雙控”政策的壓力，但深層次原因，是煤炭經歷供給側改革后產能受限，而疫情后內外需驟增引發供需失衡，煤與電市場化程度不一所引發的有效發電容量不足。

由于國內長期“市場煤、計劃電”，即煤價隨市場波動，但是電價卻是固定的，這使得煤價處在高位時，發電廠企業越發越虧，火電廠發電意愿不足。一位曾在黑龍江省一家大型火電發電擔任廠長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隨著經濟發展、國內和國際形勢變化，用電需求也在發生變化，供給側的改革和去產能應該作出相應的調整，不能一味壓制供給側，用固定的能源供給應對變化的需求，而目前還缺少專門的部門來統籌這件事。

10月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指出，今年以來國際市場能源價格大幅上漲，國內電力、煤炭供需持續偏緊，多種因素導致近期一些地方出現拉閘限電，給正常經濟運行和居民生活帶來影響。在煤炭供應方面，會議指出，在保障安全生產的前提下，推動具備增產潛力的煤礦盡快釋放產能，加快已核準且基本建成的露天煤礦投產達產；糾正一些地方“一刀切”停產限產或“運動式”減碳。

煤炭供應方已經迅速行動起來。10月7日，內蒙古能源局發文，明確允許錫林郭勒、烏海、鄂爾多斯、呼倫貝爾四市的72處煤礦，共擬核增產能9835萬噸/年，即日起可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擴增煤炭產能，按核增后產能組織生產。

在用電端，電力供應形勢逐步好轉。9月27日之后，遼寧電網未再發生拉閘限電，該省火電廠電煤儲量逐步提升，主力火電廠電煤庫存已由9月中旬的最低189萬噸，增加至當前的236萬噸，電力負荷缺口已從9月末的500萬千瓦以上收窄至目前的200萬千瓦左右。

不過，用電不再那么寬裕，可能是國內很長一段時期將要面對的現實。多位專家認為，2021~2025年“十四五”期間，全國電力供需形勢總體趨緊。中國電力供應正處在這樣的“陣痛期”：在能源結構向清潔能源轉型、煤電逐漸退出的過程中，發電越來越依靠天氣，而在長時、經濟的儲能技術又未跟上之前，遇到電力“尖峰負荷”時，短時限電或成為未來電力供需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