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人們走在日本東京銀座商圈的街道上。（新華社/法新/圖）

家住東京的松本享最近不太愿意去超市，他和妻子采購時發現，胡蘿卜、黃瓜和面包的價格提高了近10%。

“無論是不是進口商品，幾乎所有商品都開始漲價了。”松本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從未像現在這樣關注物價。

截至4月底，據日本總務省統計，號稱“日本物價標準”的東京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上漲1.9%，漲幅達到近七年來最高水平。其中，能源、電費價格漲幅最為明顯。

“每家每年多花6萬日元”

在松本享觀察中，汽車油價已經從年初的每升120日元漲至167日元，而4月份電費直接上漲了近26%。

部分蔬菜價格漲幅直接翻了一番。據日本《每日新聞》報道，韭菜漲幅超100%，洋蔥、白蘿卜分別上漲了90%和75%。

日元大幅貶值擴大了進口商品對日本物價的影響。4月28日，日元兌美元匯率跌破130日元兌換1美元，降至20年來最低值。同一天，日本商工會議所一項報告顯示，超過五成小型公司認為日元走弱將對公司帶來負面影響。

原材料上漲和日元貶值增加了本土企業的經營成本，“多年不漲”的國民品牌被迫陸續提價。據日本《朝日新聞》報道，4月底，朝日啤酒旗下各款啤酒最低提價6%；便利店羅森網紅炸雞也出現了36年來的首次漲價。自2021年9月起，吉野家、松屋和食其家三家日本連鎖品牌分別將一碗煎餃飯的定價上調了40日元至90日元。

隨著全球能源價格走高，更多企業面臨破產倒閉的經營壓力。據日本私營征信機構統計，本年度已有31家電力公司決定退出市場，14家電力企業因不堪“高電價”而宣告破產。

48歲的松本享雖是年收入超過600萬日元的中產階級，但他也是一家四口的唯一經濟來源。他就職于一家日本頂尖外貿公司丸紅株會社，負責海外能源公司收購兼并。

“我的工資已經15年沒有漲了。”松本享笑笑說，他算了一筆賬：家庭年生活費約130萬日元，他每年還要承擔19萬日元的子女學費、6萬日元的保險費和各類稅收。“現階段，物價上漲尚未影響我家的正常生活，如果再漲，我只能戒掉咖啡、少吃零食了。”

據日本瑞穗研究與科技公司高級經濟學家酒井才介測算，當日元匯率貶值至1美元兌130日元出現時，兩人以上的日本家庭年均開支將增加6萬日元，其中60%用于支付汽油費、40%用于采購食品。

本輪物價上漲和日元貶值正在改變日本家庭的生活方式。自新冠疫情以來，松本享一家早已不自覺地“勒緊褲腰帶”。他本人取消了一項保險投資，開始改騎自行車上班；妻子放棄購買有機蔬菜，改為傳統蔬菜；一家人也取消了新冠疫情開放旅游后的五一假日出行計劃……

一輪“惡性日元貶值”？

“日元和美元的利差擴大是推動本輪日元貶值、物價上漲的導火索。”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副教授張玉來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進入2022年，以美聯儲為代表的主要央行采取貨幣緊縮政策，以控制全球性通貨膨脹和俄烏沖突導致的物價上漲。而日本央行依舊堅持“超寬松貨幣政策”，以此達到通貨膨脹率為2%的目標，復蘇國內經濟。

美聯儲多次加息后，美元利率突破了3%，而日元仍控制在0.25%。張玉來分析，“隨著日美利率擴大，國際資本紛紛流向高利率的美元，而拋售利率較低的日元，導致日元急速貶值。”

“鑒于當前的日本經濟環境，日元急速貶值對經濟具有負面影響。”日本財務大臣鈴木俊一公開表示，本輪日元貶值是“惡性日元貶值”。

所謂“惡性日元貶值”是指物價上漲、日元貶值不是源于國內消費者的良性需求，而是來自外部進口原材料上漲導致的惡性循環。

以進口蕎麥為例，據日本蕎麥協會統計，近六成以上的日本蕎麥依賴進口，而俄羅斯是2021年日本蕎麥的第一大進口國。同樣，日本產經省統計，日本九成以上小麥依賴進口，俄烏沖突導致日本小麥進口價格上漲超17%。

“過去半年內，俄羅斯的蕎麥價格漲了30%，同時進口供應鏈和日元匯率也出了問題，如今我不得不將蕎麥套餐漲價250元。”日本蕎麥面店老板石原日玉說。

日本共同社不無擔憂地說，隨著日元大幅貶值持續，還會引起日本經常項目逆差長期持續等隱憂。日本央行很可能很快失去對“通貨膨脹”目標的控制。

近年來日本進出口貿易結構轉變，日本經濟界“日元貶值會拉動出口增長”的流行理論已經失效。

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統計中，日本出口為國內創造的附加值大不如前，已從1995年的94%降低至2018年的83%。

另據日本財務省2022年4月報告，3月日本貿易收支為逆差4123億日元，連續8個月逆差。受原油價格走高的影響，進口額反而增加8.8733萬億日元。

張玉來認為，本輪日元貶值將對本土企業帶來更大沖擊。“一方面，近25%的日本制造業轉移至海外，按其他外幣計價的大型企業不再受匯率影響。而留在國內的日企所創造的出口額也十分有限。”

據日本瑞穗研究技術公司估算，若以2021年進出口額為基準，如果日元貶值10%，汽車等運輸機械可獲利5000億日元，礦業則會損失1兆日元。

“問題出在你們自己身上”

為了扭轉日元貶值和物價上漲，日本寄希望于尋求美方協同干預匯率市場。

4月22日，在七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華盛頓會議中，日本財務大臣鈴木俊一向美國財長耶倫表達對“日元大幅貶值”的擔憂。

“很難看出美國財長對本輪日元貶值有何關切。”日本經濟新聞社經濟部長高橋哲史事后評論稱。

美國財長耶倫并未作出實際舉動。這讓日本媒體紛紛聯想起上世紀的“名場面”。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國尼克松政府宣告美元與黃金脫鉤，日元進入持續升值戰。時任美國財長約翰·康納利曾留下一句名句，“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日本）的問題。”

《日本經濟新聞》認為，耶倫或許想效仿前輩告訴日本，“這是你們的問題”。5月5日，該媒體發表題為《日本要做好無法繼續依靠美國的心理準備》的文章。

面對物價上漲和貨幣貶值，日本政府敲定了緊急應對政策。4月2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給予總額6.2萬億日元的財政補貼，包括向低收入育兒家庭發放5萬日元，延長向煉油商發放補貼的時限等。

外界認為，緊急財政補貼政策“治標不治本”，真正“治本”還需考慮是否調整日本政府實施九年的“量化寬松政策”。

201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大膽拋出“安倍經濟學”三支箭，即寬松貨幣政策、緊縮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喚起民間資本。次年，黑田東彥就任日本央行行長，推出量化和質化相結合的寬松貨幣政策，大肆購買國債，為市場投入大量流動性資本。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張季風認為，“安倍經濟學”在財政上不斷擴大投資、貨幣上大“放水”，最嚴重的代價是讓日本經濟背上了高額債務。

據2021年底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日本債務規模為12.7萬億美元，債務占GDP比重達到256.9％，負債率接近美國的近2倍。

現階段，日本兩大金融主管部門央行和財務省在貨幣政策上存在分歧。央行行長黑田東彥主張維持現狀，堅持“量化寬松政策”，而財務大臣鈴木俊一建議政府積極干預日元貶值。前者負責調控通貨膨脹和穩定物價，后者負責干預外匯市場。

高額財務負擔成為日本調整現行貨幣政策的“絆腳石”。

“日本在貨幣政策上陷入兩難境地。”張玉來認為，若維持央行的量化寬松政策，日企和個人將持續承擔日元貶值的壓力。一旦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效仿歐美市場加息，日本政府也難以負擔利率上漲造成的財政負擔。

據日本財務省測算，若日本央行的利率每上升1%將造成日本政府2025年增加國債負擔3.7萬億日元。

曾任日本大藏省長官、被稱作“日元先生”的榊原英資預測，美元兌日元的截止位會在1美元兌換135日元。屆時，日本政府必然會出手干預本輪日元貶值。

“失落三十年”的日本越來越“廉價”

過去三十年，日本長期處于經濟低迷、居民消費購買力下降和日元競爭力不足的時代。

“平成三十年里，世界經濟急速發展，日本卻被落下了，這是日本國際地位大幅下降的三十年。”2019年日本宣布令和新年號后，曾擔任日本經濟學家的野口紀雄感慨。

松下、東芝等日本老牌企業缺乏活力。1991年房地產泡沫后

，松下電器的經濟不增反減，2021財年的營收甚至比三十年前少了1500億日元。

日本經濟由盛轉衰的平成三十年里，日本人的工資也在“原地踏步”。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顯示，日本人名義工資在1991年至2020年（最近的公布值）僅增長4％，即年收入為500萬日元的人，僅僅漲到了520萬日元。

年輕人和非正式雇員的收入甚至更低。據日經中文網統計，20歲至29歲的年輕人年平均工資僅為250萬日元。非正式雇員的年收入甚至低至200萬日元以下。

本輪物價上漲算是日本三十年來最大的“漲價潮”，在日經中文網2021年末一篇報道曾說，“日本物價與工資同步停滯了三十年”。2021年11月，當全球消費者物價指數暴漲時，日本消費者物價指數只漲了1%。

由于日本長期通貨緊縮、物價過于“穩定”，日本社會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2021年由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主編的《世界不平等報告》發現，在日本，位于金字塔尖的前10%富人占有了57.8%的資產，而后50%的人口僅占有5.8%。“差距社會”一度在2006年成為日本年度流行詞。

“日本沒有形成工資上漲和物價上漲的良性循環是日本經濟低迷的關鍵。”2021年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在采訪中說。

面對經濟低迷和生活壓力下，日本年輕人早早陷入低欲望、厭惡消費的情緒。

“日本年輕人沒有欲望、沒有夢想、沒有干勁，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會！”日本經濟評論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會》中寫道。

被稱作“平成廢物”“寬松世代”的日本年輕人，對消費缺乏興趣，不買房、不買車，愿意“宅”在家里，一日三餐從簡。

正因如此，經濟低迷的年代里，日本企業在商品漲價上也格外謹慎。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日本永旺超市自有品牌的價格直到2021年底均未漲價，其中包括面粉、蛋黃醬和意面。消費者在維持自己日常生活方面很保守，不愿意在日常必需品上花太多錢。

“廉價日本”成為日本在2021年的一個標簽。2021年3月，日經新聞記者中藤玲出版了一本《廉價日本：物價停滯不前》的書，短期內，該書銷量突破8萬冊。

由于日本人收入長期停滯，物價上漲時，國內的百元店開始更受歡迎。成立于1977年的大創是日本百元店的鼻祖，如今在日本國內外共有超過5300家門店。如同中國十年前的五元店，店內所有商品僅售100日元（約合人民幣6元）。

2022年4月25日，隨著本輪全球物價上漲，百元店難以盈利，大創公司正式在銀座開設起“300日元店”。

“日本已經成為一個廉價國家，出租車和酒店的價格都和30年前一樣。日本是‘穩定’的，但沒有凈化可能也可以看作一件壞事。”日本慶應大學宏觀經濟教授小林慶一郎說。

為了改變日本社會資本分布現狀、提高勞動分配率、實現“增長與分配的良性循環”，2021年11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任初期便推出“新日本資本主義”經濟政策。

不過，日本經濟疲軟也存在更深層次的人口問題。日本在1970年代步入老齡化社會。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預測，2060年日本65歲以上老人將占總人口的40%。到2065年，日本人口將降至8800萬。人口規模縮減三成后，在人口結構中最具消費能力的人口將越來越少。

老齡化少子化直接導致了經濟內需長期不足，低增長、低通脹的“經濟日本化”難以在短期內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