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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地“禁塑令”槍響，全國塑料之鄉——安徽桐城徘徊在了十字路口。

從上世紀80年代涉足塑料制品，到坐擁千余企業發跡，幾十年間這里對限塑并不陌生。只是這一次，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大限將至，何時轉型成為小城的焦點。

“當下轉肯定不行，轉了沒訂單就是等死，但不轉也沒單子做”。桐城一位從事塑料行業多年的企業主難掩內心糾結。

“觀望心態”成了塑料之鄉眾多企業主的一個縮影。

在桐城市最大塑料袋生產基地新渡鎮，新京報記者近期走訪發現，已經轉型的塑料企業寥寥數家，隨處可見的家庭作坊一如往常日夜忙碌。依照歐美地區經驗，“禁塑令”下，可降解塑料包裝取代一次性塑料包裝是大勢所趨。但在巨大風口下，沒有訂單讓一眾大中小塑料企業不得不“剎車”——一邊繼續生產即將過時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一邊敏銳探知著可降解的風口真正到來。

“市場會很大，但這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們現在轉也就像是在賭博一樣。”當地一家企業主表示。此番轉向，被部分人視作80年代在承包責任書上簽字的小崗村村民。

 

禁塑大限：小作坊不打烊，大廠“訂單荒”

桐城市距離安徽省會合肥僅約1個小時車程，曾經的“桐城派”故鄉頭銜讓這里小有名氣。不過，近些年，往往是“塑料之鄉”“塑料袋大都”的標簽將其推向臺前。

沿著206國道從桐城市中心驅車而下，便是桐城包裝制品最為集中的新渡鎮，一路上制塑企業散落于道路兩側，未進村落，塑料“重鎮”的影子已緩緩劃過眼簾。

“你來我們這里（采購）算來對了，我們鎮上走兩步都是塑料廠”。當記者以采購員身份剛入住新渡鎮，酒店前臺人員夸口起當地產業。

一條名為鳳凰路的沿街道路上，貝殼財經記者每隔幾戶人家就能看到一個塑料加工廠，“上住下廠”、“前店后廠”的生產作坊在鎮上比比皆是。白天，臨街的門店樓下、院子里放著塑料印刷機或是吹塑機，人在一旁等待機器將塑料制品一件件自動送出，再整理打包。

這些小作坊大都沒有名字，周圍的人習慣性地將其稱之為“某某家的”，而且大多24小時輪班作業，即使到了華燈漸熄，整條街上商店開始打烊，不遠處依舊能看到有商戶燈火通明。他們有的將大門虛掩，不時傳出機器轟鳴聲，有的則干脆大門敞開，只留一個老人看守，一旁可見成捆的塑料薄膜和正在印染、切割、不停運轉著的機器。

▲鎮上一戶人家夜晚機器還在生產。

據鎮上居民講述，這些小作坊只是冰山一角。這些年環保風暴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很多企業經營難以維持，不然景象會更“熱鬧”。

新渡鎮鎮長徐良生告訴記者，今年鎮上關停整治的企業有200多家，年底或將關停治理100多家。即便如此，新渡鎮的塑料產能在全國塑料行業的地位依舊首屈一指。

根據當地政府提供的一份調研報告，上世紀80年代起，桐城有村民開始從事塑料制品生意。如今，該市已發展成為國內塑料袋生產第一城。企查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1月，全市共有8000家與塑料相關注冊企業，注冊資本在2000萬元以上的企業達183家。

“新渡鎮供應著全國約一半的塑料袋，目前整個桐城市的塑料袋產能大約占全國市場60%，新渡鎮產能占桐城市的80%。”徐良生說，這一比例并沒有隨著塑料作坊的關停而減少，“只是關閉一些小廠，一些（滿足環評資質）的大廠擴產，整體產能是增加的。”

然而，看似一如往常，禁塑風暴刮起，隱痛隨之而來。

目前，“禁塑令”正式在全國各地實施已進入倒計時。今年1月19日，國家發改委、生態環境部聯合發布公告，提出將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產、銷售和使用。7月，國家發改委、生態環境部再次發布通知，明確要在2021年1月1日起，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建成區的商場、超市、藥店、書店禁止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禁用一次塑料餐具等。

記者梳理發現，至2020年11月底，已有近30個省市頒布了各自區域的“禁塑令”。

作為新渡鎮塑料制品產能的主力軍，大中型塑料廠正經受著變動帶來的“震蕩”。

這些工廠主要集中在小鎮中心街2公里外的桐城雙新經濟開發區。開發區管委會某姚姓主任介紹，目前，園區內已入駐的塑料相關企業達100多家，普遍有二三十條產線，日產能多在20-30噸以上。

記者在走訪中發現，相比于小作坊的晝夜作業，開發區處于閑置狀態的企業并不罕見，有的開工率只有一半，差一些的20多臺機器甚至只開了一兩臺。

2020年進入尾聲，汪瑞及鎮上的“可降解塑料”訂單沒能填補上缺口，反而加重“訂單荒”。

“往年這時候企業過年都要存貨，按理說這時候應該是旺季，以往出四五噸貨沒有問題，而且晚上還可能加班。但今年疫情下行情不好。另外大家也怕禁塑令真的能嚴格實施，普通一次性塑料不敢多存。”當地一家名為瑞之豐新材料有限公司（簡稱：“瑞之豐”）的生意受到波及，國內需求以及外貿訂單縮水，廠子日生產塑料量僅為3噸，大致是去年的6成。

對于未來一年的變數，老板汪瑞選擇觀望：“誰知道明年什么樣子”。

 

等不來的“迭代”塑料袋訂單

今年28歲的汪瑞，高中畢業即踏入塑料行業，2017年，他從母親手中接過自家塑料廠，開始自產自銷。此后3年時間，瑞之豐從擁有一臺吹膜機發展到4條完整的塑料袋生產線，日產能達到5噸。

以往，一噸塑料制品可以獲得1000-1200塊錢的毛利潤，以日產5噸計算，汪瑞能賺到5000元。近期，由于產量只有往年的6成，利潤隨之下滑至2000元左右。

一年下來，汪瑞收入縮水至20萬元。

按照汪瑞的說法，塑料小鎮正經歷“禁塑”風暴前少有的平靜。一方面，傳統一次性塑料同質化競爭嚴重，疫情下訂單量不足；另一方面，可降解塑料袋沒人要，停產的機器變多。

“現在（普通一次性塑料包裝袋）還有人下單就先干著，等哪天外地不要一次性的了，我們再轉也不遲。”眼下，沒有訂單成了鎮上企業不轉型的最大原因。

今年7月，汪瑞的瑞之豐也曾想過做“生物降解塑料袋”。他為此改造了機器，并試產了一小批全生物降解塑料袋制品樣本，用于方便與商戶買賣時詢價驗貨。正是那時開始，他接到詢問“可降解塑料”的電話增多，一天能達到三十幾個。

汪瑞稱，每當有客戶詢問“可降解塑料袋”，他都會發一些樣品過去，但基本上都是問一問，了解下行情，并沒有真實的訂單接到手。

據當地多個行業從業者以及相關部門從業者證實，全鎮近千家塑料袋企業中，宣稱自己有可降解產品的不少，但真正批量生產“一次性全生物可降解塑料袋”的只有不到5家，大多數企業都是接到訂單后加價外包。

桐城市千家惠塑料包裝有限公司（簡稱：“千家惠”）和安徽沃科美新材料（簡稱：”沃科美“）有限公司是轉型企業中的兩家，盡管步伐遠遠領先于當地企業，但生意卻不如預料中理想。

千家惠從今年9月開始做全降解塑料。“我們現在（每天）出的6噸貨里，只有1噸是可降解的，比（海南執行禁塑令之前）也就增加了4成。”12月初，千家惠負責人汪黨恩告訴記者。

相比之下，沃科美轉型全降解的時間更早，力度也更大，在本地塑料行業界頗為知名。

這是一家由洪濤和妻子汪彥一起經營創辦的“夫妻店”。夫婦二人2004年開始從事塑料行業，起初也如小鎮上大多作坊一樣生產浴帽、一次性馬桶墊等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并由此逐漸發家，2012年左右轉型塑料包裝袋。2015年，吉林省率先開始禁塑，洪濤等人在當地政府組織下前往考察，也是這次吉林之行，兩人受到啟發研究起轉型可降解塑料。

洪濤告訴記者，2016年自己便開始試生產可降解塑料，并在2017年1月拿到了當地部門頒發的“可降解塑料”生產資質。2018年沃科美以“生物降解生產”的名義入駐開發區，如今，20多臺機器全部升級成可造“全生物可降解塑料袋”的機器。

做塑料袋之余，洪濤還在宣傳上下起了工夫。他本人研發出一款可降解塑料袋掃碼機，投放在城市各處，市民掃碼就能免費獲得塑料袋，借此宣傳推廣自己的產品。

不管產品和宣傳理念如何，單就眼下，洪濤的“all in 全降解”戰略收益并不明顯。貝殼財經記者走訪當天，其廠房里20多臺機器，只有兩三臺還在正常運轉。

▲沃科美的廠房內有多臺機器閑置。貝殼財經記者攝

這種境況一度讓他萌生再次轉型的想法——將廠房租出去，投資酒店。“我把廠子租出去，20塊錢一平方米，一年能有上百萬，比我自己干還賺錢。”洪濤說。

采訪期間，海南“最嚴”禁塑利好火速傳導至此，讓他重新看到了曙光。不過，盡管一些可降解塑料訂單較以往增多，這些日子他仍在等待全降解全國鋪開，并預計這一天會在2025年到來。

 

成本翻3倍，“生物降解”還不是一門好生意？

全降解塑料推廣在即，為何沒能驅使小鎮企業對轉型“趨之若鶩”？

價格顯然是一道檻。

汪瑞向記者透露，生產一個中型大小的超市用背心袋（大約尺寸是26X42cm），成本為6-7分錢，同樣厚度如果做成合格的可降解塑料袋，大約要2-3毛錢，成本翻了至少3倍。

按照行業慣例，經過生產企業與各級經銷商層層加價，最終到消費者手上的市場價格可能要再翻一倍至5-6毛錢。

此外，轉型還伴隨著高昂設備升級費用。汪瑞給貝殼財經記者算了一筆賬：自己旗下4條塑料袋生產線，全部按照可降解改造的話，吹膜機改造一臺要花2萬塊錢，印刷機要全部換掉，一組印刷機3萬塊錢，一條產線6組大約要18萬，制袋機刀口更換的成本大約15萬-16萬。

4條生產線花費將近150萬元。汪瑞估算著，即使一些小廠沒有吹膜機，折算下來的改造成本也要幾十萬。

擺在企業面前的門檻并非只有成本陡增，庫存問題同樣一時難以消化。

按照海南省目前執行的“完全生物降解”標準，埋在土壤里，全生物降解塑料袋要在6個月內基本降解成二氧化碳和水。但實際上，在空氣中，全生物降解塑料一樣能夠分解，目前市面上的可降解塑料包裝在空氣中暴露超過一定時間后，韌性、耐磨耗性就會變差，以至于不能使用。

采訪中，沃科美的汪彥對記者進行了展示，只見在空氣中放置較長時間的可降解塑料袋 ，輕輕一撕就能撕成碎條，相比之下，剛出產的全降解塑料袋則需要相當大的力氣。

▲沃科美負責人向記者展示暴露在空氣中6個多月以上的降解袋。

千家惠的負責人汪黨恩則告訴記者，目前海南省規定的標準是，生物降解袋在空氣中暴露6個月性質不發生變化，超過6個月后，降解袋性能會變弱，時間再久些，降解袋基本已經是半降解了。

“你可以往前推，可能6個月時候有些袋子已經開始有些變質。你進100萬的貨，能保證袋子6個月后沒有一點庫存？廢掉的話，這么高的價格下面（指經銷商）能接受，你（指代商家）能接受嗎？”當地另一塑料袋制造商向記者表示。

較短的可保存時間讓部分下游商家不敢大批量囤貨。該人士因此判斷此次轉型難成風潮：國家之前禁用兩絲半以下（0.025mm）的塑料袋，但市面上90%還是兩絲半（0.025mm））以下的……政策是好，但現在可降解技術還不成熟，不靠譜。
 

市場魚龍混雜，真假“自定義”

今年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對可降解的標準一直沒有明確，這也成了可降解難以有效推進的因素之一。

▲目前，國內生物降解塑料購物袋的執行標準是按照2019年制定的國標GB/T 38082-2019，其中，對于生物降解塑料購物袋的降解率要求為60%以上。

直到今年9月，中國輕工業聯合會制定了《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分類與標識規范指南》（簡稱：“《指南》”），明確要求可降解塑料其生物降解率應≥90%，且其重金屬及特定元素含量等其他條件必須同時達標才算作可降解塑料。

千家惠負責人汪黨恩說，這份標準發布，自己心里的一塊大石才算落地，也才敢轉型全降解。不過，即便有了標準，如何辨別檢驗袋子的降解率達不達標也是現實問題。

記者走訪中，桐城不少商家習慣于用“可降解”和“全降解”分別指代降解率“達標”和“不達標”的塑料袋制品。一些企業會生產一些降解率遠遠低于90%甚至只有20%-30%的塑料袋。

一般而言，傳統一次性塑料袋的制成可分為大致四個步驟，改性、吹膜、印花、制袋。其中，第一步“改性”最為關鍵。所謂改性就是在PE(聚乙烯)內混入如石灰、粘合劑等原料物質，按原料各自比例不同，生成塑料的品質也千差萬別。

生物可降解塑料也是原料改性后再經過其他三個步驟最終成品，主要材料是PBAT+PLA+淀粉，PBAT原料來自化工產品，PLA即聚乳酸，國內通常由玉米發酵后生成乳酸，再工業合成成聚乳酸。

由于PBAT和PLA等原料價格昂貴，有些企業會在原料中加入傳統塑料成分以降低成本，但降解率自然也會打折扣。

記者在汪黨恩的工廠中看到，依照“新舊標準”生產的塑料袋都有，不同之處在于兩種袋子上分別印有“全生物降解”、“可降解”。如果沒有標識，僅憑肉眼難以區分。

洪濤認為，檢測問題如果解決不了，最終會在市場上造成劣幣驅逐良幣。

在桐城市區，貝殼財經記者注意到，市場上的另一說法也足以讓外行眼花繚亂——光降解塑料被當地企業視作“性價比”更高的可降解路徑。

桐城綠能粒子開發有限公司（簡稱：“綠能粒子”）就是一家生產光降解塑料母粒的企業，其輪值總經理李占平介紹，光降解塑料袋在沒有光照的情況下，可以貯存兩年，使用壽命遠超生物降解。更重要的是“客戶拿我們的粒子生產不用添加任何東西，也不用改造設備，即使十幾年的老機器都可以用。”

但是，光降解一個突出問題就是降解率不達標，尤其在缺光時更是幾乎不能降解。今年10月，國信證券一份研報認為， 光降解塑料盡管技術已經成熟，但只能用應用于一些光照條件比較好的地區，較為局限，因此合成生物降解還是主流門類。

盡管如此，李占平卻重金押寶。

他篤定，一旦全國性禁塑，光降解塑料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成為主流，公司也因此積極籌備擴產。目前，公司可降解粒子產能3萬噸/年，明年計劃新增20條產線，產能擴大到25萬噸/年。

 

禁塑風暴，遠了還是近了

海南打響第一槍企業訂單增多，政策或面臨落實難題。

12月1日起，海南要求在省內全面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飲具等塑料制品的生產以及流通。這是今年1月國家發改委發布相關意見以來，國內第一個正式實施“禁塑令”的省份。

“現在整個行業都在看著海南。”桐城一位塑料制品行業從業者告訴記者。作為第一個“吃螃蟹者”，海南能否順利完成禁塑，多多少少關系著整個塑料行業的走向。

在12月到來前，海南已將塑料袋、餐具等2大類、10個小類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納入首批“禁塑”范圍，還構建形成了“法規+標準+名錄+替代產品+可追溯體系”全流程閉環禁塑管理體系。

海南的率先起步以及重拳整治讓外界對真正實現全面禁塑有了一定預期。 不過，也有分析人士認為，能否禁塑需要等待長期檢驗：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場景太多，且可降解和一次性塑料袋價格相差懸殊巨大，很容易給不法商販留下套利空間。

記者注意到，因為標準不清晰，法律不配套等問題，此前全國首個“禁塑”省——吉林的政策就遭遇了落實難題。

早在2014年，吉林省曾下發文件，要求在2015年1月1日起全省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和提供不可降解塑料購物袋、塑料餐具。兩年后，有調查發現，當地市場不僅發現假冒產品，在一些農貿市場、食雜店、小吃街等地，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的現象隨處可見。

千家惠負責人汪黨恩告訴記者，現在收到的全降解訂單6成來自海南，塑料總產能較11月增加4成，但產量還不到兩噸，不及總產能的1/3。記者從研報查詢的數據顯示，海南900多萬人，一年塑料制品消費量只有2.4萬噸。

海南禁塑為桐城企業帶了新訂單，但單純靠這一市場還是太小。

記者梳理發現，不少省份目前的禁塑方案相對模糊，多處于摸底階段，且未有其他配套地方性和標準體系出爐。其中，上海市出臺的《上海市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實施方案》要求，在2020年底，率先在餐飲、賓館、酒店、郵政快遞等重點領域禁止和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產、銷售和使用，基本實現塑料廢棄物零填埋。到2021年，全市的一次性塑料制品消費量明顯減少；2022年，實現塑料廢棄物零填埋。但記者同時注意到，上海未如海南那樣，在一次性塑料制品禁用后，對“用之替代”的可降解塑料制品產品標準予以明確。

桐城所屬的安徽省的方案中，也只是提出2020年底，在部分地區、部分領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產、銷售和使用；到2025年，塑料制品生產、流通、消費和回收處置環境制度基本建立。

桐城雙新經濟開發區一位人士告訴記者，2019年10月開始，安徽省曾發文摸底全省塑料企業生產名單，11月份下達的最新文件中又一次要求摸底全省各轄區的塑料企業情況。目前，政府沒有具體類似對于“不可降解”禁止生產的條例下發到區里。

禁塑風暴能否以及何時在全國真正刮起，目前還是未知數，但這并未澆滅二級市場上圍繞“可降解概念”的狂歡。

從年初至12月24日，可降解龍頭公司金發科技股價漲幅已超過134%，國內最大的乳酸生產企業金丹科技股價漲幅也達到180%。其它幾只概念股如莫高股份、瑞豐高材、彤程新材股價年內漲幅均在在70%以上。

可降解相關原料企業的產能擴張也在進行中。根據東吳證券數據，目前，金發科技、瑞豐高材、彤程新材的新建PBAT產能均為6萬噸/年。未上市公司中，藍山屯河新建PBAT產能最多，二級在建產能高達24萬噸/年。